哀哉幼常 痛哉幼常

每当看见那两句歇后语“马谡用兵——言过其实”、“诸葛挥泪斩马谡——执法如山”时，都不禁要感喟一番——马谡其人，当真如刘备和习凿齿所说的言过其实、不堪大用么？

让我们先来看看马谡生平，根据陈寿的《三国志·蜀书》中的《董刘马陈董吕传》中马良传，马谡生平大致如下：

良弟谡，字幼常，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除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襄阳记曰：建兴三年，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原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

……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谡下狱物故，亮为之流涕。良死时年三十六，谡年三十九。

由上可知，马谡乃荆州人士，马氏兄弟中最小的一位，青年得志，因其才华出众而受到诸葛亮的青睐，并且屡立大功——其能力不在同年龄阶段时的诸葛、荀彧、鲁肃之下，证据如下：

大功一：在刘备死后，诸葛刚刚掌握蜀国的军政大权，结果猛男孟大王就在南中造反，加上魏国在北虎视眈眈，就是智慧如诸葛也是夙夜忧思，血压骤升——是谁给了诸葛降压药？就是马谡。马谡向诸葛亮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将为下”的战略方针，而在作战中，诸葛亮也是充分体现并采用了这种战略方针的，最后南疆终蜀之世未再有战事，平定南方，马谡可谓首功。
而蜀国迅速无后患地平定南方的巨大政治和军事价值往往被低估了。要知道，根据易中天先生的研究可知，蜀国当时并非是铁板一块——刘备亲信集团、来自荆州的东州集团和益州本地氏族集团始终在争夺着蜀国的政治军事权力。尤其是刘备欲转移内部矛盾而起兵征讨东吴的战争完全失败，导致这一矛盾更加剧烈。如果南方不能平定，那么蜀国等不到刘禅拱手送人，必定先内乱而亡。
因此，在内忧外患之际，能清醒提出这一方略的马谡，在我看来，完全可以和诸葛为刘备定三分之策（诸葛有抄袭鲁肃之嫌）、荀彧为曹操定“迎天子以制诸侯”方针、鲁肃为孙权定“连刘抗曹，以图三分”之略相提并论。而他当时的年纪也不过是三十多岁，和诸葛、荀彧、鲁肃提出各自方略的年纪差不多——如果他不死，假以时日，焉知不是胜过姜维、蒋琬许多的诸葛继任者！
大功二：离间司马懿与魏主曹睿，令蜀国轻取两郡，并得到姜维。不论是历史还是演义中，司马懿始终是诸葛亮北伐中原不可逾越的防线——而惟一一次成功令司马懿被罢黜的离间计，也是来自马谡。
当诸葛第一次北伐之前，马谡也意识到司马懿的威胁，便建议诸葛派细作到洛阳散布流言，说司马懿要反叛；同时假用司马懿的名义作榜文告示天下，号召人们随他反魏。刚登基不久的曹睿本来对司马懿就有所猜忌，于是司马懿被削去兵权，罢归乡里。尽管后来曹睿发现上当又重新起用司马懿，但在司马懿“靠边站”的期间，蜀军轻取天水、安定等重要城池，诸葛得到成为西蜀中流砥柱的姜维（试问，如果马谡不死，还有姜维的机会么？），骂死魏国重臣王朗，大败曹真，锋芒直逼长安。这一系列辉煌的军事胜利，其实都是马谡离间计所产生的直接效果。
上面的任何一个大功，在三国时代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何况是两件？论谋略，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谋士不外贾诩、郭嘉，论大局观，马谡甚至可以和诸葛、荀彧、鲁肃相提并论。
当然，肯定有人会认为马谡只擅长攻心之术，至于行军布阵不过是纸上谈兵，丢失街亭并因此下狱而死就是最好证据——但事实果真如此么?
让我们来看看街亭之战的始末：当时诸葛领着蜀国大军屯兵祁山，正欲先取郿城，然后向长安进军，谁知司马懿飞速率军平了孟达，领军二十万挡住诸葛，导致蜀军大部队就在祁山进退两难。司马懿还令张郃率军五万，突袭街亭，断蜀军侧翼，情势可谓急迫。于是马谡自请率军屯于街亭，抵挡魏军。诸葛知道马谡没有统率大军独当一面的经验，但最终还是让他率军前往，并派王平为副将辅助。之后就是马谡屯兵山上，无水源而被魏军围困而败，从而失街亭，蜀军退兵。

从失街亭的整个过程来看，有三个关键人物：马谡、诸葛亮和王平。首先是第一责任人马谡，我们可以看看他为何要自荐？当时，随军的蜀国将领除了魏延可算是身经百战，能独统大军，其余王平、廖化、张翼诸人才智平平，均知街亭的战略意义重大，但又不能分兵过多，而且魏国来的是张郃，诸将嘴上不说，心里恐怕还是七上八下——而魏延虽然争先要去，但他如果去了，中军又乏将才。除了魏延之外，其他诸将有争先的么？马谡自荐，实际也是无奈之举。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并无行军统兵的实际经验么？话说回来，陆逊在上任之前难道有过统率大军作战的经验？如果仅仅用“无自知之明”、“言过其实”、“纸上谈兵”来看待街亭的失守，实在是有些简单。

其实说到底，街亭之前的无人可用（或者说是无人愿被用）只不过是因为刘备集团、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的激烈争斗在军事上的体现。因此马谡自荐，实属无奈，并不能算他之错。马谡在失街亭上的真正责任是——屯兵山上，取水不便。但这一点又完全是可以避免的。王平做为马谡的副将，虽然在马谡作出错误决定后，曾好言相劝，但最后独引一小部分人马守重要地段去了。而王平做为诸葛亮派到马谡身边辅助的人，具备实际军事经验，他明知马谡之策大错特错，既不据理抗争,又不及时向诸葛禀报,反而任由马谡按错误之法扎营,自己独自扎营，失街亭后不仅没人追究他责任，还是惟一升官的人——这其中奥妙何在？

从军事责任上看，王平的分兵、不遵诸葛将令都是不亚于马谡之责的，其中的奥妙在于：王平不是刘备集团的人，动不得——他是益州土著，是益州集团安插在诸葛亮身边的棋子——诸葛此前刚刚褫夺了李严的权力，已经在政治上引起了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的不满和警觉，街亭之责任，诸葛自然不能对王平真正追究，反而要随便找个理由给他升官来平息益州人士的不满。真要就事论事的追求责任，那么马谡不知兵而刚愎自用要有三成责任，用人不当的诸葛也要三成责任，而故意使坏水的王平要负四成责任。

实际上，街亭之失的最大原因是：人心不和——正是因为刘备集团、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的互相掣肘，当时益州集团是强烈反对北伐的（以谯周为代表）。虽然蜀军名义上是诸葛统一节制，但从王平的表现可知，东州和益州的将领在此时并不完全被诸葛控制——诸葛当时在军中的威信不高，所以他需要一个立威的机会——而马谡的悲剧，就是成为诸葛立威的祭品。我们无法知道当诸葛看到马谡自荐后的心情，是惋惜人才？是期待奇迹？还是无可奈何？

虽然历史上马谡并未死在诸葛军中，而是下狱后悲愤而死——年仅39岁，但也令人想起了洪七那句山东味的“天妒英才”，只是这笑中还带着泪……
PS：推荐大家去看看马伯庸的《风起陇西》，这篇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细节完全出自《三国志》，并且分析合理，也是公允的评价了马谡在街亭一战中的悲剧。马谡或许不是盖世英才，但也绝不应成为赵括一样的笑柄。

长恨此身非我有

有新闻说，中国是全世界上下班时间最长的国度之一，人均42分钟；又有专家研究一年多后说，北京又是中国之最，没有之一，人均52分钟——审视了一下自己的时间表，8点出门，9点左右能到办公室，算上返程，每天要花2个小时在路上。看到这个数字，心里很是惭愧，咱又给光明之城抹黑了。

略感安慰的是，自己拖的后腿不算太沉，我所知道的同事（租住房屋比较远的，甚至在5环、6环外的）经常要花4个小时在路上——大好人生的一打分之一到一打分之二就这样没了。

可以想见的是，会有人号召青年人利用这一时间进行充电阅读——应该把这些号召者丢到各类车厢里去试试，在一个人以相片方式存在的空间里，稳住重心、不被揩油（不仅限美女）就算不错了，能掏出手机、PSP玩玩游戏、看看小说和新闻就是颇有道行，至于深度阅读？那是少数人瑞才能做到的事情吧。

实际上，袋鼠个人观察的结果是，大多数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有座位的时候，会选择在座位上补觉——在本质上，他们和睡在富士康厂房前草地上的青年工人们，并无不同。

由此再次想起8年前和3年前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在北京有尊严地（且不谈浪漫、诗意、惬意、幸福等奢侈性形容词）生活下去，成本究竟是多少？

还记得前两次的结果是，2002年的成本是2200元左右（三人合租一间两居室，房租约800，各项生活支出均按最低计算，工作日每天个人能支配的自由时间大约是11小时），2007年的成本大约是4000元左右（一人租一居室，房租1700，各项生活支出略有提高，工作日每天个人能支配的自由时间约11小时）。

而现在，这个成本至少是5000元（一人独居，房租2400，工作日每天能支配的自由时间大约是11小时）。

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生活，可以说是充实，却很难判断是不是有尊严——经济上的确是独立的，但时间呢？所谓可支配时间只是名义上的，随时都有可能被工作挤占，而且还不能拒绝，更多时候，甚至会选择主动加班一两个小时——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优势。

当然，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并不是没有——把工作当成事业，或者，把事业变成工作。

1989年与2010年的春夏之交

21年前的春夏之交，12岁的我从电视上看见了许多军人被烧成黑炭的肢体。

那时我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屏幕那头的血腥场景代表着什么——我也是成年后才明白，电视荧幕很容易让观众产生安全的现场感——却只是天真的相信，新闻节目里所说的，犯下这些烧杀抢掠罪行的人都是不可饶恕的。

随着年纪渐长，却渐渐怀疑起了一件事情，荷枪实弹，乘坐在军车和坦克里的军人尚且如此，那手无寸铁，最多只有土制燃烧瓶和瓦砾石块的所谓暴民们，又该如何？

在墙外的互联网上了解到了更多事实后，才明白，1989年前的六四事件，在百年之后，人们必将其作为如焚书坑儒和党锢之祸般的事件记述——从没一个政权或者宗教，能抹杀所有人的良知。

近些年来，在互联网上，越来越多的人们自发纪念这个惨痛的日子。下面是黄集伟老师在博客中发表的一幅字，细品其中真意，沉痛、惋惜、责问、自省皆在其中。是啊，“我们知道自己不再热血沸腾，就连纪念本身，也成了一种仪式”，除了纪念本身，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

当沸腾的热血被乌黑的枪炮钳制，跃动的灵魂迟早要化作肉体的抗争——这些年来，出国留学者回国率不到30%，便是明证。

但令人悲伤的是，发生在今年春夏之交的13连跳事件，却展现出最坏的一种抗争方式——只不过，主角从政客、枪炮、热血大学生和屠杀，变成了巨贾、金钱、青年工人和自杀。

在一个缺失多项基本人权和收入分配极不公平的国度里，精英们能够选择出去了不再回来，而不那么聪明能干的青年们，便只能忍受各种经不起审视的人生么？